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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輸入法學術論壇

我與中文電腦的孽緣(轉發)

朱邦復

一九七二年,我已步入卅七歲壯年,隻身旅居巴西的聖保羅市,一事無成,每天捫心自問,此生所為何來?在一個機緣巧合的場合,我無意中考進了一家規模很大,名叫「四月文化」的出版公司,在編輯部做美工完稿的工作。


這間公司是巴西政府在一九六四年“四月革命”成功後所成立的,其目的在於提高巴西人民的知識水準。這裡有當時最新的第二代照相排版設備,全部員工有五千人,每週出版九十多種,定期或不定期的雜誌、報刊及各種書籍等。


有一天,我目睹了一本書的出版過程,令我大吃一驚。由原稿送進工作間,從打字、校對、完稿、印刷到送到市面上銷售,一共只花了十二個小時。以往在台灣我曾經涉獵過出版行業,很瞭解中文書籍的排版困境,通常一本書至少要半年的時間,才能排印完。


當時,這件事給我的衝擊之大,直如醍醐灌頂,如果中文也能只用十二小時,即可將最新的知識,立刻可傳到大眾手中,使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,得免於無知、愚昧,那將是多麼有意義!


我下了不少的功夫,把公司的全部作業澈底瞭解後,才發現中文的瓶頸,完全在於文字的檢索系統上。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,在學校讀書時,最怕的就是查中文字典,因為十次總有八次不知從何查起,更糟的是筆畫永遠數不對。根本原因就在於中文沒有「序位」的觀念,至少,還沒有人能建立起中文的序位來。


拚音文字由於字母一共只有廿多個,其序位很容易記憶,依照每個字母的前後關係,每一個由字母所組成的文字,都有著絕對的順序。可是中文卻不然,文字太多是因素之一,而文字自圖形蛻變而來,雖然表意能力較強,但是卻難以歸類。不僅在字典中的順序很難排列,在排版時,每個鉛字的檢索,全靠工人的死記,所以效率低落。


只要有了中文文字的序列,其他的作業過程都可以迎刃而解,看來似乎無關緊要的課題,但卻是國家民族繁盛壯大的契機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,我發現不乏解決之道,但是必須全力投入,先做些研究工作。好在我孤家寡人,一無牽掛,目下已然如此,如能從事一件有意義的工作,不論成敗,也不枉渡今生。


在巴西,中文參考資料少得可憐,我僅能憑自己所知的文字,一一分析。我認為字母式的打字機鍵盤,幾乎已經成為國際通用的標準,中文文字序列絕不應該標新立異,另行設計不僅違背經濟原則,也將導致未來的溝通及兼容困難。此外,在使用的過程中,數字以及各種符號,其重要性不下於文字,所以也不應隨意佔用。最後,所能提供給中文編排序列的用鍵,僅限於廿六個字母鍵而已。


經過了幾個月的摸索,以一、兩千個字為範圍,找到了一種規則,可以用廿六個字母鍵,予以編碼。雖然中文文字有幾萬個之多,我確信只要繼續努力下去,不難獲得理想的結果。


要從事中文的研究,最好是在國內,雖然我當時還沒有一個完整具體的方案,但是既然已下定決心從事中國文字的工作,就不該眷戀國外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因此,我於一九七三年春回到台灣,開始了漫長的奮鬥歷程。首先,我的計劃受到所有親友的大力反對,他們的理由都是無可爭議的事實。諸如我對工作沒有長性,隨時見異思遷;而且我的專長是「農藝」,畢業於台中農學院,與中文毫無關係;更重要的是,我已逾「而立」之年,怎能捕風捉影,不顧現實!


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反駁,他們完全是對的,可是我也沒有錯。人各有志,我只求上無愧於天,中無愧於列宗列祖,下無愧於自我的良知,至於其他的事,我根本沒有放在心上。比較令我擔心的,倒是當時一般的學者專家對中文前途的看法。在一九六零年代,國內有次規模極大的文化論戰,一派是堅守傳統的所謂「頑固死硬」的冬烘,另一派則是年輕有為,筆鋒舌利的新生代才俊之士。後者強調:要國家富強,民族生存,必須超越前進」,把中國文字、文化徹底拋棄,不僅全面西化,且要由骨子裡開始,超越西方而西化。


當時,也正值大陸上批判中國文字,嫌簡化還不夠徹底,打算把中文羅馬拚音化。兩岸一呼一應,我正值血氣方剛之年,求新求變似乎是一種本能,也曾大聲地搖旗吶喊,認定「亡國沒有文化,抱殘守缺必然亡國」的真理,而主張用拚音文取代象形文。雖然那一陣子辯論形成了一股政治風潮,最後不了了之,但是當時介入的精英份子,卻正是如今國內科技及政經的當權派。


果不其然,我發展中文的理念,正與當權派的「主流思想」背道相馳。不論我到哪裡,與任何人談起,要對中文作一番整理時,所得到的不是冷嘲熱諷,就是刮目相待,視為「神經不正常」。好在我心中早有準備,反對的力量越大,我的意願越是堅定。本來我還想不到這樣簡單的工作有多麼重要,經過大家異口同聲地、「義正詞嚴」地批判,我反而覺醒了,瞭解到自己責任之重大。自是,我更是「義無反顧」,至死不休了。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,如何在生存及責任中,求得一個平衡兼顧的立足點。我嚐試過教書,但因沒有修過教育學分,沒有資格任專職老師,只能代課,拿的鐘點費有限。也試過以寫作維生,結果連肚皮也難以填胞。


後來,我進入華視作電影導播,當時,台北房屋的總經理葉條輝先生正在華視主持「今日房屋」節目,在朋友介紹下,我開始幫他規劃製作。有一天在閑聊時,偶然談起我的理想,他知道後,慨然對我說:『我目前力量有限,如果你能答應我,為我工作五年,我保証全力支持你的計劃。』


對中國文化說來,五年的時間簡直不算什麼。而對我而言,再這樣熬個五年,充其量能活著不死,也難望有任何成績。既然要為中國文字的前途奮鬥,則必須有強大的後盾支援,否則,不可能竟功。現在葉先生能許下這個諾言,他有這份眼光賞識我的志向,為了這一點就值得我為他效勞,更何況先創點事業,有了實力,成功可期。


於是,在1974年我進了台北房屋,工作到76年,不論我如何自制,都實在無法忍受下去。其原因在於公司生意太好,財源滾滾而進,利令智昏,人性的弱點暴露無遺。不久,國泰的勢力入侵,葉條輝大權旁落,理想成空,我只好黯然離去。


不過,這三年的省吃儉用,略有積蓄,可以讓我安心研究。年底我發表了「形意檢字法」,是用52個字母作為檢索鍵,打算用在打字機上。這時,北屋的同事林俊甫兄,介紹了大周建設公司,來支援我的研究。我們聘請了三位中文系的畢業生,其中一位是沈紅蓮,來自台大,當她瞭解到我工作的意義後,毅然也肩起了這個文化上的重任,而且能不計薪酬待遇,不畏失敗及艱辛,一直堅持到如今。


有了得力的助手,工作上大有斬獲,我轉念一想,如果花費了偌大的功夫,僅不過是一種中文的輸入方法而已,其意義何在?國人向有一窩風的毛病,冒險犯難的精神不夠,湊熱鬧的習慣卻極濃,只要一個人成功了,馬上就有千千萬萬個前仆後繼者。我既然決定要為中國文化開創一個康莊大道,就應該有個全面的計劃。


可是人沒有先見之明,無法看到遙遠的未來,那麼,不要說中國文化這樣重大的課題,就以中文輸入而言,我憑什麼能認定自己是站在正確的方向呢?當然,下述的理念並非一蹴即成的,歷經了多次的調整修正,不斷在錯誤與失敗中,終於得到了明確的認知與驗証。可是,在隱隱約約中,每當我有所抉擇時,這個方向感始終強烈地支配著我的良知。彷彿這條道路的藍圖早就存在,我只是被導引著,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向著這個方向前進。


好在文字的索引應用是一種實用的科學,科學以實証為前提,以效率為訴求,一種輸入方法的好壞自有公斷。此外,我認為在資訊時代成熟之前,文字只是一種記事的工具,其價值完全以人類學習、應用而定。然而未來人類所需要的,卻是人的智能問題,如究竟人是如何應用文字的?以及文字與人智的因果關係等。


毫無疑義,由時代及地域可以考証出在客觀環境下文字的性質,記事則是「文字工具」所應表達的信息。但文字工具的性質卻很少有人提及,殊不知,人所以能應用文字,就是基於文字之性質符合人的『智力結構』。如果不瞭解文字之性質,雖然能應用文字,卻無法「整理」文字。就有如一位會駕駛汽車的人,其技術再高不過,若不瞭解汽車之結構性質,一旦車子出了問題,就束手無策了。


人類以文字為工具,已有數千年的歷史,包括文字學家在內,都對文字的性質與人智的關係諱莫如深。當文字尚在應用階段時,由於實際的需要,人們根據慣例或某些因素,常對既有文字略加增減。如果這種增減與人智之反應不謀而合,則能得到多數使用者的共鳴,此即所謂的「約定俗成」;反之,必然被大眾唾棄,時日稍久,即煙消雲散。


在這個時代,就面臨著文字應用的轉型問題。我們必須深入的瞭解文字與人智的關係,才能將文字的性質與資訊機器結合起來,以充份發揮應用資訊的功能。

經過一再的鑽研,我認為,文字的性質與人智有關者,有下列六種要素:

1,字碼:

字碼是文字貯存在機器中,符合其特殊結構所制定的一種代號,以便於處理及應用。對中文而言,字碼又代表了輸入的鍵位定義,即輸入碼。因此,中文字碼有必要根據實際的需要,重新釐定之。

字碼最好等長,這樣處理的速度高,程式簡易。在大量的資料處理上,效率至關重要,經常系統速度快一倍,其價值即高一倍,中文字碼設計的良窳,對未來成本關係極大。

字碼與字形須一一對應,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,由於從字形可以看出字碼,從字碼也能直接求出字形。似此,則無論是形是碼,實為一體之兩面,如此才能發揮文字的真正效益。

根據這種理論來設計,有了字碼,即有字形,將可以避免未來系統上,有碼無字的窘狀。

2,字序:

拼音文字最大的優點,就是其字母具有直觀的排列順序,舉凡文字的定位以及各種應用文字的資料查尋,都遠較圖形文字便利。一旦圖形文字也建立起相應的字碼,且具符合人的直觀序列後,則比諸拼音文字將毫無遜色之處。

字序是電腦處理資料時,效率高低的關鍵,因為資料在電腦中皆以二進位的形式存在。而二進位是一種數位模式,在處理過程中,依照邏輯的關係,由小而大,或由大而小,有一定的順位及次序。如果字碼本身具有順序,且與人們的觀念相符,則在處理時,得以一次完成。否則,每處理一筆資料,就要作一次序列轉換,則其效率損失將不言可喻。

字序應該由輸入的字母解決,而且最好與英文字母相匹配,是則中文可兼具各種系統之長。是故輸入法最好有字母的觀念。

3,字形:

對視覺之特性而言,字形大小一致,利於直觀認識;形狀工整,垂直向密度大於水平密度者,比較容易辨別;而在單位空間中,形狀之變化則與所代表之信息量成正比。

是故,中文字之信息量及辨認直觀性皆較拼音文字為高。另一方面,字形簡單者,易學易用,但卻減低了文字最重要的信息功能。為了彌補這種損失,字形必須多次重複以表達複雜的信息,拼音文字即建立在這種觀念上。

此外,視覺的辨識能力較強,文字由視覺辨識認知者,其功能遠較聽覺辨識者效率高。圖形文字係視覺認知,而拚音文字,其對文字的認知,須由形轉音,由音得義,不夠直觀。

因此,我們既然能將文字由視覺辨識得到「字碼」,當然可以運用程式技巧,使「字碼」還原為「字形」。利用這個觀念所開發出來的「中文字形產生器」,其空間極小,所能提供的字形變化無限,字數亦無限。同時,用電腦程式所書寫的字形,永遠整齊劃一,平滑美觀。

所以,在設計輸入方法的時候,就應同時把字形輸出的因素考慮清楚。

4,字辨:

人經由視覺辨識,根據字形以取得字碼,同理,利用光學掃瞄系統得到字形後,電腦亦可照著人取字碼的原理,得到字碼。


要達到字辨的目的,當然要考慮到辨識符號的可能性,中文字數太多,要讓電腦程式一一辨認,顯然不是易事。但是,如果根據取碼的法則,只在固定的位置,辨識少數固定的符號,符號愈少,其難度即愈低。

5,字音:
這是拼音文字的唯一的優點,但中文也有約略相同的功能。因有百分之八十的中文來自「形聲」,即在文字中,已有發音的聲符。祗惜未經整理,古音已失,傳到如今,由文字可直接得到正確字音者,不到百分之七十了。


儘管如此,在有限的聲符字碼中加以讀音,對整個系統的設計說來,中文讀音不過一千三百多個而已,所佔的空間不大。但在使用時,卻能根據字碼,得到文字的讀音,其意義則不能說小。尤其是在下一波的系統設計上,語音辨識必然將成為主流,所幸中文有此功能,理應充份發揮、利用之。

6,字義:
文字最重要的功能,就是傳達「訊息」。這些訊息就是人對一般事物所認知的「常識」,以及特定的某種「知識」。


前面說過,對拼音文字而言,在辨識了文字以後,還要由形轉音,由音知義。圖形文字則不然,視覺得到形象,立即與經驗中的認知概念相聯,效果快速,印象完整。人類的感知中,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視覺效應,當今各國學者的研究已認定,最理想的符號,即為直覺的「視覺訊息」。以各種交通誌號為例,如果使用拚音文字,因長短不一,所佔空間不等,直觀反應不及,故而一律採用圖形。

實際上,中文就是一種視訊,起源於圖形記事,後來為了書寫便利,才將圓弧改為其他較易書寫的形狀。

中文歷經數千年的發展,先聖先賢們殫精竭慮,無不設法將對感官觀察所得用文字記載下來。由於應用的方便,自然而然形成了常識分類,這種分類用某些字符代表,故文字具表意功能。是以,唯有在文字的編號時,將字義也一併考慮,這種編碼才有真正的生命力,當電腦進入智能時代,中文立刻可以發揮其應有的強大的功能。

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上,我們不斷地研究發展,時到今日,我們已經完全完成了第一項的字碼應用,第二項的字序設計,以及第三項的全漢字字庫。至於字辨,預定明年推出市場,字音及字義則已完成了初步的設計,大約五年之內,可以完成中文的「自然語」。

當然,一種技術的發展是一回事,推廣及完善又是另外一檔事,但是只要努力不懈,堅持到底,這些理想都將實現。


今天看來,已經實現的一切,似乎都是理所當然,可是回顧滾滾前塵,再看茫茫的未來,今承中推會索稿,心有所感,特意以這種倒推直敘方式,談談個人的心路歷程。


前述的理念,一直在左右著我的信念。可是,在大周時期,我對電腦卻一無所知,甚至壓根兒沒見過。所以,我僅就打字機的鍵盤,進行了各種研究。


不論如何,我們在1967年完成了「中文輸入研究」一書,但是卻找不到識者。現任台大校長的孫震先生,當時任職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我特別專程拜訪,孫先生便推薦給工業研究院院長方賢齊,而不久我得到方院長的秘書的回信,建議我不要閉門造車」,最好參考一下王安電腦的「三角輸入法」。


這時我才知道自己走對了門路,果然中文輸入與電腦息息相關。所幸我在書店中買到了王安公司的「三角號碼輸入法」一書,經過一再反覆研究,我更肯定了自己的信心,決定進軍電腦市場。


當時台北市的電腦公司還不到廿家,我與沈紅蓮二人,花了一個星期時間,大小無遺地一一走訪,結果沒有一家有興趣。我認為商業界沒有興趣是因為沒有市場,如果從學界入手,可能比較有效。於是,我們又開始到各大學去遊說,其結果更糟,每到一處,便是一場氣氛惡劣的文化論戰。


更令我難過的一次,是某名大學教授所開的一所公司,因為與台視有股份的關係,而我曾在台視任職,莊靈便介紹我去。料不到,該教授一見面,便問我要多少錢,我說作為一個研究者,重要的是成果得到肯定,對社會有所助益,至於金錢則從來沒有考慮過。這位教授說:『朱先生,我們談的是生意,如果你都對自己的產品沒有信心,怎能教我們有信心呢?』


經過無數戰役後,我所得到的結論是:當時學電腦的,都是程度高的留美、留英學生,英文程度好;工作地位高、待遇好;十萬人中才得一位,非一般中國人可以企及。但是卻有一點不大好,就是其中國文字及語言的處理能力稍遜一籌。


當然他們反對在電腦上用中文,也有足夠的理由,認定中文註定要滅亡。所以不僅電腦上不應該發展中文,而且中國人應該覺醒,把中文的包袱一次丟掉,免得未來「亡國滅種」!


大周建設公司也無力繼續支持,所幸沈紅蓮毫不氣餒,她開始以家教維生,決定堅持到底。這樣耗了半年,當時三軍大學校長 蔣緯國將軍,為了跟上資訊時代的需求,委命三大的電腦中心,發展「中文電傳」以利三軍作戰時的指揮通訊,以及軍事情報的傳輸。


電腦中心的主任為曹育東上校,與我有同鄉之誼,聽說我在研究中文輸入,正好他也無計可施,便邀我去三大,「利用」三大的設備作些研究。而且事先聲明,「成功、失敗」不要緊,只要去「研究」即可,但是卻沒有薪酬,沒有名位。


這對我來說,不啻天大的良機,薪金從來沒有夢想過,電腦也一直無緣問津。現在,居然有機會進入三軍大學的電腦中心工作,不要說沒有薪水,連我要付學費都心甘情願。

就這樣,我與沈紅蓮到了三大,生平第一次見識到了心儀已久的電腦。那是王安公司的“2200 T”,一台像是電視般的螢幕放在桌子上,前面則有一個鍵盤,桌下是一個2 MB的可卸式硬碟。


看來一點都不起眼,居然電腦就是這個樣子!在我的印象中,電腦應如電影“2001年”中的“HAL ”一樣,高如牆壁,還有一大堆小燈不斷在閃爍,不知道在「想」些什麼!


我不能示弱,假裝「很懂」,以免曹主任覺得「上了當」。


那部電腦完全用 BASIC操作,于是,我由 BASIC開始自習起,由於我非常瞭解我所需要的是什麼,更有幸的是那部王安電腦,在螢幕的最下一行,有一個小小視窗,可以顯示十個中文字形。


當然,要用王安的三角號碼輸入才能將中文調出來。而我則利用程式逐步追蹤的方法瞭解其叫字方式,一個星期後,就用我的輸入法,取代了三角號碼。


我以一個星期完成了第一個 BASIC程式,令電腦中心的技術人員大吃一驚。然後在全體人員的支援下,一個多月後,我們完成了利用兩台電腦以及向王安公司借來的電傳機,在有線及無線的情況,實現了 蔣將軍所下達的任命:中文長距離的電傳作業? 蔣將軍非常重視我們的成績,並認為「形意」兩字太俗,建議改名為「倉頡輸入法」,以紀念倉頡之造字。


在三大期間,幾乎所有的政府要員,軍中將領都來參觀過中文通訊,可是除了 蔣將軍之外,就沒有一個人能認識到其重要性及對國家民族的長遠意義。 蔣將軍用盡了一切力量,介紹了各種關係人物,但是幾乎等了一年,竟沒有任何實質上的結果。
蔣將軍最失望的是,三軍大學將成果呈報國防部,我個人也同意免費將全部技術送給國家。最後得到的結果是,國防部下達了一紙公文,內容簡單明瞭,說是三軍大學發展中文電腦通訊成功,三軍各單位「可以」自行參考。


蔣將軍痛心之極,把我叫到辦公室,語重心長地說:
『邦復,很多人都認為我可以隨心所欲,其實你親眼看到,這樣一個好計劃,我甚至於敢說絕對具有歷史價值。但是我就一步都推動不了。』


蔣將軍無比的憤慨,卻又充滿著無奈:『所以,很抱歉,我沒有辦法幫助你,你自求多福吧!』耗了一年,我的收獲不僅是認識到 蔣將軍這樣一位傳奇人物,更不僅是學會了電腦,完成了中文的電傳通訊而已。我可以說,直到今天所有我發展的計劃,幾乎都是在這段期間蘊釀出來的。


首先我完成了「中文字庫」及「中文辨識」的初步構想,其次我認識到「自然語言的」可行性,並開始考慮翻譯機的設計。但是,這些研究都需要經費,我與沈紅蓮一年多沒有收入,生活都面臨困境,遑論發展中文電腦?


我無意中向幾位江湖朋友提起這件事,他們一聽,慨然問道:
『朱大哥,研究中文電腦要多少錢?』
『大概要將近一百萬吧!』


于是他們幾個人一共湊了六十多萬,用來支持我的研究。我便選購了當時最便宜的、售價六十五萬的微電腦 MCZ,回家研究。


當時買電腦的人不多,MCZ 的代理商為宏碁公司,其總經理施振榮先生覺得很奇怪,來看我用微電腦做什麼。我告以發展中文電腦,施先生便邀我去其公司與其技術人員討論。當時宏碁公司尚在民生東路,公司不過卅多人,我見多了「大公司」人士的嘴臉,所以與宏碁談得頗為投機,便於1980年底,簽署了合作協議。


次年,我們推出了舉世第一台「中文微電腦」-天龍一號,在此之前,僅有「中文終端機」,例如通用公司的伏羲系統,王安的2200系統等。終端機與電腦系統之分別在於操作的主權,終端機祇能提供中文字形,不具備中文程式處理能力及操作系統。


「天龍」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說,尚不夠成熟,但卻是真正不折不扣的中文電腦,我們用 64 KB的空間,採「向量造字」的技術,當倉頡碼輸入後,即可產生數萬個字形。此外有中文操作系統,還有中文的「培基語言」,中文應用軟體等。


天龍成功後,宏碁公司如約分期付給我三百五十萬元,我以之成立了零壹科技公司,繼續堅持我的研究。


我發現到一個基本的問題,中文電腦應該給一般中國人使用,可是當時一般人根本還沒有用電腦的觀念。真正的電腦用戶,是一些大外資廠商,政府機構等。對這些用戶而言,中文並不重要,至少,他們沒有想到有用中文的可能性。


如果要推廣中文電腦,第一點是要使價格降低,否則仍然是個畫餅。天龍賣得太貴,我便找到全亞公司的 PA 800 型電腦,將之裝上中文,售價為天龍的十分之一。儘管如此,仍要台幣七萬多元。我再把自己的利益放棄掉,成本依然太高。


我覺得中文電腦價格不降低,就沒有可能普及,中文的前途仍然汲汲可危。這時我們看好「蘋果機」,開發了專門使用在蘋果機上的「漢卡」,為了表示我對中文電腦推廣的決心,為了降低售價,我決定放棄我的中文輸入專利。


後來漢卡的權利我也放棄掉,授權給五家小公司大量生產,售價由開始的一萬餘元,降到最後的一千五百元。正好蘋果機被抄,母機版賣到一片六千元。也就是說,大約一萬元左右,就可以買一台中文電腦。照這種情勢下去,一定可以被市場所接受。


中文電腦的曙光在望,我又開始了另一階段的努力。字庫的質量改進了,字形字體可變,字辨的觀念成熟了,正待動手,語音語意也有了定案,我預計的文字六大功能都可實現,祇是限於財力及人手,讓我難以施展。


我既然有這麼多的計劃待做,為何不把大家結合起來,有人力、有財力,豈非事半力倍?於是,我首先邀請了當時國內最大的電腦廠商負責人,如同大同的林葉增,宏碁的施振榮,神通的侯清雄,王安的林榕生。此外,還有東元,聲寶,凌群等。我願意把全部技術公開,並折價新台幣一千萬元,將零壹公司股份賣出,以便我能全心全力為中文電腦服務。


這樣的會議共開了兩次,在場的場商都沒有異議,樂見其成。但是結果都因為某些人的私心,而功敗垂成。可是我仍然不死心,堅定認為有志者事竟成,到了1982年又在資策會一次討論內碼的會議上,舊事重提。當時我已經有了可以容納五萬多字的中文系統計劃,而國科會卻提出一萬三千字的標準,我為了中文電腦的長遠前途,大力反對。


時資策會的執行長為果芸將軍,副執行長為黃維德先生,我提出願將全部技術捐給國家,兩位表示只要技術上可行,資策會願意玉成此事。于是,各位廠商共同推舉了王、宏碁、神通三家公司,各派乙員高級工程師,到零壹公司審查我技術的可行性。


宏碁公司派的是施崇堂,神通派的是劉大衛,王安公司所派的工程師我記不得是誰了。他們審查的結果,認為可行,于是,果芸及黃維德兩位,保証我只需要辦一些必要的手續,原則上已經確定,希望我能早日動手。


當時正值歲末,多年夢想即將實現,我心中有著說不出的欣慰,我著令零壹公司停止營業,全力準備作技術轉移的工作。


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,過了年,資策會沒有消息,到了1983年三月,我打電話詢問,根本找不到任何資策會的負責人。


究竟怎麼回事呢?我到處打聽,一位居中央要員的世叔告訴我,說有人打小報告,說我是「共產黨」。因此,有關我的一切計劃,全部擱置!


我們湖北老前輩中,有位名叫屈原的傻瓜,投了汨羅江,最後不過換得粽子流傳千古。我願意為中國文化獻身,但是總不能在中文的六大功能實現之前,就進了淡水河吧!此處不容人,自有容人處,因之,我立刻買了飛機票,逃離了台灣。


我在美國工作了近五年,先後發展了「中文之星」系統,「東方書籍排版系統」,並完成了中文自然語的基本概念分析。1988年,應深圳科技工業園之邀,返回大陸工作。


文字來源:http://health999.net/jpf/word_0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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