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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大林是漢語拼音之父
  • 1# dj46823
  • 7052123-10-2021 06:03:09
本帖最後由 dj46823 於 10-11-2021 08:03 PM 編輯

斯大林1.jpg

毛澤東同斯大林談話,斯大林提出漢字太難認,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,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。
(《胡喬木談中共黨史 修訂本》,人民出版社,2015,P368-369。)

周有光:根據斯大林指示,毛澤東回來倡導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。
當時有人主張用民族形式的文字,反對用拉丁字母,我們聽到內部非正式的傳達,說毛澤東到蘇聯去看斯大林,曾經問斯大林:中國的文字改革怎麼辦?斯大林說,你們是一個大國,應當有自己的文字。那麼根據斯大林這個指示,毛澤東回來就倡導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。
(《逝年如水 周有光百年口述》,浙江大學出版社,2015,P271-271。)

郭沫若、宋慶齡與斯大林的一次談話
1953年1月13日
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,我和宋慶齡先生進[晋]見了斯大林同志。會見的時間是從下午十時開始到十一時五十分左右結束。這次談話是由費德林同志擔任翻譯的。
宋慶齡先生首先給斯大林同志送了禮物——一件精緻的象牙雕刻品。斯大林同志說了「謝謝」。然後即坐下來開始談話。斯大林同志是一邊用藍色鉛筆在紙上畫畫、寫字,一邊談話的。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很好,態度很安詳,談話的聲音很平靜。以下是談話的大概情形。
斯大林(問宋慶齡):中國的情況有了很大變化,你覺得怎樣?
宋慶齡:是的,由於革命的勝利,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感謝斯大林同志對我們的幫助。
斯大林:我所期待的不是這樣的回答。
中國人是好人,很朴素,很勤勉。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人弄成壞人,但是他們來不及做到這樣。
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很要緊的。敵人可以把一個民族的人變成壞人,但是不能使它的文化變質。
中國的農民的情形怎樣?他們的生活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改善?
宋慶齡:是的,農民的生活普遍地有了很大的改善;最近又有了速成識字法,他們正在普遍地學習文化。
斯大林:中國的婦女們的情形怎樣?她們是不是已經和男子一樣地參加工作(勞動)了?
宋慶齡:是的,中國的婦女已經得到了解放,她們中間的許多人已經和男子一樣參加工作。
斯大林:婦女的工作能力是很強的。在蘇聯,婦女和男子同樣地做工作。應該把中國婦女從廚房裡,從家庭中解放出來。
中國知識分子的情形怎樣?是不是還有人不滿意現狀?
宋慶齡:中國知識分子不滿意現狀的已經很少了。
斯大林:在中國,小學教育是不是已經普及了?
(宋慶齡看郭沫若)
郭沫若:普及小學教育還談不上,但是學制已經改為五年一貫制了。在實行義務的小學教育方面困難還很多,經費有困難,師資的數量不夠,質量也不高。
斯大林:師資不夠,可以多辦些師範學校。水準不要過高。
郭沫若:是的,我們正在這樣做,我們正在更多地舉辦各級的師範學校。現在中國的青年中有一種傾向,就是不大想學師範。
斯大林:是不是他們都想當哲學家?
郭沫若:不完全是這樣。多數人覺得經濟建設重要,都想學工葉[业]。
斯大林:那很好。但是你們還應當鼓動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學師範,在物質上寄[给]予他們幫助。
郭沫若:是的,我們正在這樣做。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免費的。一般說來,培養建設幹部,是我們文教工作的中心任務,我們在用大力來進行。
斯大林:你們的大學是不是增加了?
郭沫若:我們的大學的制度有了很大改變,學習了蘇聯的經驗,廢除了英美式的大學制度,實行了院系調整。結果,綜合大學的數目減少了,但是專門的學院增加了,同時大學學生的人數有了很大增加。
斯大林:漢字學習起來是不是有困難?你們採取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困難?
郭沫若:是,是有困難。解決這個困難的方針已經確定了,這就是逐步地採取拼音的辦法來改革中國的文字。
斯大林:我們蘇聯的兒童,只要學習三個禮拜,學會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,就能夠看書;你們的情形怎樣?
郭沫若:我們不行。往往學了三年還不能夠看書呢。漢字學起來的確是有困難的。
斯大林:蘇聯的少數民族原來有的也有自己的文字。例如有的民族用的是阿拉伯文,那是很不方便的;有的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。我們曾想推行拉丁化,但是不受歡迎。後來,使用俄文字母,差不多費了十年的工夫,結果是成功了。現在,各民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。
你們也有許多少數民族,你們的情形怎麼樣?
郭沫若:為少數民族改革文字或創造文字,是我們文教工作中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們目前還沒有放手做。只是在有些地方進行了試驗工作。例如,我們為西康彞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,結果很受歡迎。
斯大林:哦,那很好啊。
郭沫若:不過,漢字要實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難。
斯大林:怎麼樣?是不是你們捨不得丟掉漢字?
郭沫若:捨不得丟掉是一個原因。但是實際上是有很大困難。我們的歷史長遠,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漢字寫的。目前國家的法令文告,一切的書報都是用漢字寫的。立刻廢掉,要引起很大的波動。在這樣的情形下,學了拉丁化的文字也沒有什麼用;除非書報文告都是兩套,有漢字的,也有拉丁字的。
斯大林:那當然很難做得到。中國的語言情形怎樣?
郭沫若:中國的語言很複雜。除了少數民族的語言不說,光是漢族,就有許多種不同的方言,而大的方言系統,可以分為四區。
斯大林:這些方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不是很不相同?
郭沫若:不。漢族的各種方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一致的,所以漢族的語言,是一種語言,但是因為歷史悠久,地區廣大,交通不便,並且也受到外來語言的影響,所以發音的變化很大,以致相互間根本聽不懂。在這種情形下,使用漢字是有好處的,因為盡管語言聽不懂,但文字都能看懂,因為漢字是統一的。
斯大林:那只是你們知識分子的情形,農民還不是連文字也看不懂?
郭沫若:最近的情況有些改變了。為了幫助人們學習漢字,最近我們採用了一種速成識字法:用註音字母和拼音的辦法來幫助學習,同時選定了一種常用字——大約是一千五百字到兩千字的光景,給不識字的人來學習。……
斯大林:兩千字足夠了。
郭沫若:此外,還適當使文字筆劃[画]簡單化。我們覺得,這些辦法,確實是掃除文盲的比較方便的道路。現在,在軍人裡面,文盲大體上已經消滅了;工人、農民中間的文盲也將逐步地消滅。
斯大林:好吧。我想問的,就是這些。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?請提出來。
宋慶齡:我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斯大林同志。
郭沫若:我有幾個問題,是不是允許我提出來問斯大林同志?
斯大林:當然可以,請吧。
宋慶齡:時間已經很晚,我們應該告辭了。
斯大林:不要著急嘛,要好幾年才能見一次面。哦,還不只好幾年呢。
宋慶齡:是的,我在一九二七年曾會見過斯大林同志。斯大林同志還記得嗎?
斯大林:怎麼不記得,我們不是在加里寧同志的家裡見面的嗎?你看,我們要二十五年才能見一次面呀。
宋慶齡:斯大林同志那一次的指示,我始終沒有忘記。那時我問斯大林同志:我回到中國去後應該做些什麼工作?斯大林同志說:你應該做一切你能夠做的工作。
不過,我們很怕斯大林同志會太疲勞了。
斯大林:你要使我疲勞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
郭沫若:你的時間是很可寶貴的[“可”字是多余的]。
斯大林:我們這樣談也很有意義啦。不過,你們一定要告別,那也是可以的。那麼,就下次再談吧。
郭沫若:宋慶齡先生決定在明天乘火車離開莫斯科返國;我決定乘飛機回去。
斯大林:哦,走得那麼快嗎?我本來要請你們吃飯的,這樣也來不及了。
費德林同志,要告訴他們給宋慶齡先生掛一節專用的車廂。
談話至此,我們即告辭而去。在將近兩小時的談話中,斯大林同志足足畫了三張半紙頭。

原載2008年第5期《百年潮》,郭沫若口述。
廖蓋隆筆錄,郭沫若校。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七日。
(嘉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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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大林会提出这个想法,我虽然无法证实,不过看来也合情合理。因为斯拉夫文字、西里尔文字都是拼音的方式写成。但维基百科也说,19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人使用类似于威妥玛拼音系统,最早成型于1906年朱文熊的《江苏新字母》。早期民国时代也曾经使用拼音作为报纸文字,但拼音不利于阅读,后再恢复汉字使用。

毛泽东对文字和拼音系统的使用,不可能会去请教斯大林的意见;再者拼音之前也有注音符号和古代的反切系统,很明显是一脉相承的系统,归功于斯大林,想必是政治因素所做的文字宣传使然。

反切系统和注音系统怎样影响拼音系统,这点有许多证据。例如我们常说的“请问各位有何意见和建议”,我们用听的话,很容易分出“意见”和“建议”分别,但拼音系统同样标注为"yi4 jian4"和相反形式的“jian4 yi4”,但事实上我们读了拼音还进行脑补,“意”字是长音,“议”是短音。这也造成我们看见拼音却出不了字。拼音系统复制了古老的反切系统,所以连缺点也承袭下来了。因此我认为拼音系统需要扩充,因为拼音的标记缺乏完整,都是靠人的知识进行补充。

说到底我们读文章还是需要消化和批判的,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都要小心谨慎,不要沦为他们的宣传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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